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(shè) 抗日战争时期，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，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(hóngsè)堡垒。在(zài)太原的抗战史中，进山(jìnshān)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，师生们以笔为剑、以身为(shēnwèi)盾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(jiǔyībāshìbiàn)后，太原学生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(dǎngbù)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压制学生运动，激起了进山中学等(děng)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 1932年9月，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(chénglì)抗日反帝同盟会，在(zài)中山公园（今文瀛公园）集会演讲，呼吁“收复(shōufù)东三省，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，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(biāoyǔ)。 1933年1月，同盟会突遭军警(jūnjǐng)镇压，15名学生被捕，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(liúshànshù)等(děng)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，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：“宁为抗日死，不作亡国奴！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，却让更多(duō)学生意识到：唯有(wéiyǒu)团结斗争，方能救国图存。 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青年(qīngnián)、延续抗日火种，赵宗复（进山中学(zhōngxué)复校校长）在晋西(jìnxī)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，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(gǎijìn)山西”为办学宗旨，表面教授三民主义，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(mǎkèsīzhǔyì)，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，编写抗日刊物(kānwù)，激发青年觉醒。 在隰县的山沟里，学生们白天读书，夜晚(yèwǎn)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，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，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(tàixíng)烽火》，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(shēnglèijùxià)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(hòu)，进山中学迁回太原，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，师生(shīshēng)们以校园为战场，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 1946年，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“青年读书会”，秘密收听延安广播，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(gǎibiān)成传单，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，通过地下党员王天(wángtiān)庥送至解放(jiěfàng)军指挥部，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(qíngbào)。 然而，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，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，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，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，17岁的(de)(de)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(juébǐ)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，死后红旗覆我身(wǒshēn)！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，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 今天的进山中学，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当年学生(xuéshēng)刻印(kèyìn)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，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(yíshū)复制品。每逢清明，学子们在此诵读(sòngdú)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：“敢看惨淡的人生，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(shìbùzuò)俘虏！” 歌声穿越时空，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 校史馆内，94岁的老(lǎo)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：“赵校长教会我们，课堂可以是战场，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，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，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(fùxiào)旧址，让(ràng)历史在(zài)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 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(nàhǎn)，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，进山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(suōyǐng)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(bùjǐn)为铭记牺牲，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(jiùwáng)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，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：“教室里(lǐ)的每一课，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